2026年4月30日，由复旦大学—法国远东学院人文研究中心、复旦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办的“一次意外的相遇：中国学人与法国远东学院（河内）”学术讲座在复旦大学光华楼西主楼2001室顺利举行。本次讲座邀请到巴黎西岱大学“文本与图像的历史和符号学”博士、同济大学人文学院博士后王睿琦主讲，由法国远东学院副教授杜杰庸（Guillaume Dutournier）主持，并由法国国立东方语言与文明学院博士、法国东亚研究所青年研究员许卢峰进行对谈。

讲座开始前，杜杰庸教授对王睿琦博士和讲座主题进行了简要介绍。王睿琦博士毕业于法国巴黎西岱大学，目前在同济大学人文学院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他主要的研究领域为符号学，尤其是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符号学，近年来关注中法之间的社会科学的交流史。本次讲座基于王睿琦博士的近期研究，聚焦近代中国学者与法国远东学院一次鲜为人知的交流互动，基于档案、信件等史料对这次交流的前因后果进行了梳理，对其后续影响进行了分析。

讲座分为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对法国远东学院早期历史的梳理，第二个部分是关于中国学者探访位于越南首府、当时的法属印度支那的首府河内的法国远东学院的具体案例。

王睿琦博士首先介绍了法国远东学院的成立背景与学术定位。法国远东学院的前身为“印度支那考古团”，1898年在交趾支那的西贡成立，1900年更名为法国远东学院（É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简称EFFO），很快获得总统令确立法定地位。1902年，法国远东学院迁至河内，其研究网络亦基于河内不断扩展，至二战后因时局变化逐步迁回法国巴黎。法国远东学院的成立适应19世纪末法国社会对“东方”的兴趣，其核心任务是对法属印度支那的文物、古迹、语言、风俗进行系统普查和研究管理文化遗产，为殖民政府的文化与教育政策提供支持。其学术重心早期为印度学，后扩展至中国、日本、印度等周边文明。

王睿琦博士以1923年安德烈·马尔罗（André Malraux）事件作为过渡。他对安德烈·马尔罗进入印度支那发掘并盗取高棉文物的案件进行了介绍，认为该案件一方面暴露出法国远东学院始终存在的经费压力与制度漏洞，另一方面也揭示了不可回避的内在矛盾，即法国远东学院为文物保护与修复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的同时，事实上也参与了文物交易。值得强调的是，安德烈·马尔罗事件刺激法国远东学院完善制度，促进文物编目的系统化、精致化，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管理的科学化、严格化，建立起更为科学的一个档案馆、博物馆和图书馆体系。这个严密的体系使来访的中国学者印象深刻，将法国视为可参考的体系，在此基础上进行交流与合作。

在讲座的第二部分，王睿琦博士首先分析了中国学界与法国远东学院距离较远、联系微弱的原因。中国与印度支那地理上的远隔、远东学院作为中法学术交流渠道的可替代性、社会的动荡和中国学者与法国远东学院研究重点的差异等内外原因，使中国学界对法国远东学院认知有限。接着，王睿琦博士介绍了1928年中山大学派出访问法国远东学院的四人考察团成员，分别是杨成志、容肇祖和史禄国夫妇。王睿琦博士在法国远东学院的档案中发现，四人考察团到访法国远东学院并非全然意外的相遇，而是史禄国与主持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的傅斯年事先规划的访问，希望能够通过直接接触，与法国远东学院建立正式的合作关系，例如交换出版物、派遣学者等。虽然法国远东学院仅同意有限度的出版物交换，未积极响应合作倡议，但这次相遇仍然产生了影响。首先在于史禄国与法国远东学院的私人联系得到了保持，其次在于杨成志等中国学者对法国学界、民族学产生了兴趣。王睿琦博士认为杨成志后来赴法国留学缘于此次访问，傅斯年对史语所的建设和长远预期也参考了法国远东学院。中国学者与法国远东学院的交流中始终存在不对等关系导致的张力，但初步的合作与后续交流的渠道也因此打开，为中国学科建设提供了更多可能性。

随后，许卢峰博士对讲座进行了回应。他总结了安德烈·马尔罗对法国远东学院批评的特点，也介绍了当时法国以让·阿雅尔贝为代表的其他批评观点。许卢峰博士也对1928年中山大学四人考察团远东之行的前因后果进行了补充，认为史禄国与杨成志在中法学术交流中面临的还有方法论差异导致的不理解与失落。

在互动环节，在场师生围绕围绕法国远东学院的研究中心变化、20世纪初期的中法学术交流与合作等话题展开了深入讨论。最后，杜杰庸教授进行了总结，对王睿琦博士的精彩报告、许卢峰的对谈和在场师生的热情参与表示由衷感谢，讲座至此圆满落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