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目名称：东北亚市场一体化与北中国经济近代化研究——以天津等港口城市与腹地的经济互动为中心

项目负责人：樊如森

成果简介：

阶段性成果：

新时期的中国历史经济地理学研究，《人文杂志》2018年第8期，人大复印资料《地理》2018年第5期全文转载。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历史经济地理学的研究，也随着国家经济建设的进步而取得了很多新的成果。特别是进入21世纪，由于研究队伍的壮大和资料的充实，该学科的学术研究环境得到了进一步改善；加之同仁共同努力，遂在产业、区域、方法等研究层面取得了新的进展；并在时间、空间、学科序列上开启了新的尝试，初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学科结构和话语体系。只是随着其研究任务即经济活动地域系统的复杂化，该学科发展又遇到了前进中的新问题。

从京津关系演变看天津在中国北方的经济定位，《中国经济史研究》2019年第3期。

北京和天津的相互关系，既非平等互助的一般城市关系，也非隶属严格的中央地方关系。而是经过明清以来不同政治、经济环境的长期砥砺，始终处于磨合与调适之中的、城市与区域空间结构，特别是中心城市的功能定位问题。尤其是进入近代以后，随着中国北方的主导产业结构，由内向型农牧业向外向型工商业的渐次转变，华北地区的城市体系也由以北京为中心的“都城—治所”体系，逐步向以天津为中心的“口岸—市镇”体系变异，进而影响到该区域城市化和经济现代化的路径、水平与成效。切实理顺京津关系，真正做到以天津为经济中心，有利于中国北方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

天津地区内河航运的时空变迁，《运河学研究》2020年第4辑。

天津所在的海河平原，很早就是中国北方自然河道和人工运河发达的内河航运中心之一。海河五大支流在天津的交汇，既为当地带来 “九河下梢”的优越地理区位和内河航运条件，也为北京等沿岸城乡带来丰富的运力和物资，成为推动古近代河北平原经济发展的交通大动脉。该地区各类水上交通方式交织，既承担了包括京师漕粮供应在内的物资转运职责，也催生了天津这座中国北方最大的近代工商业城市。只是1980年以后，天津地区的内河航运急剧衰落，使当地经济建设和生态环境陷入现代化的误区。

近代以来华北城市关系演变与经济中心定位问题，《南开史学》2020年第2期。

近代开埠通商以后，华北的区域空间结构和城市体系，逐渐由北京、济南等主导的“都城-治所”体系，向天津、青岛等主导的“口岸-市镇”体系嬗替进而影响到该区域的城市首位度及其经济辐射力的时空变异，促进了华北地区近代进出口贸易和工商业经济的快速发展。而计划经济时代对华北区域空间结构和城市体系的强力干预，严重扭曲了该区域城市之间的应有关系和经济规律。只有切实理顺政治中心和经济中心的关系，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主导作用，特别是提天津、济南等沿海港口城市和临港产业的区位优势和引领作用，才能保障改革开放新时代华北经济的持续发展。

最终成果：

《天津港口·城市与经济腹地研究（1860-1960）》一书，全面考察了北方首城天津的区域经济定位问题。发现1860年的口岸开放与此后港口·城市与经济腹地互动网络体系的建立，在天津经济的全方位崛起历程中，起到了核心支撑作用。它不仅奠定了天津作为中国北方经济龙头的坚实物质与社会基础，而且也促进了华北大部、东北西部和西北东部地区，由传统农、牧业经济向市场化工业经济的现代化转型。而1960年之后计划经济体制在中国大陆的全面实施，则严重禁锢了天津与腹地经济在中国北方乃至东北亚地区的应有活力。

整体而言，天津原本是从属于京师防务特别是漕粮转运需求的卫城，经济特别是区域经济辐射功能很弱。开埠通商以后，其港口与城市功能开始向经济功能为主转变，不仅自身的商业、金融、工业、外贸快速发展，而且成为包括北京在内的北方广大地区近代经济特别是外向型经济发展的龙头。到了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由于国家计划经济政策的不断强化和实施，天津原有的繁荣商业、金融、工业及辽阔的经济腹地等经济优势陆续丧失，加之北京的强势打压和天津自身定位与能动作用的不足，致使其近代北方经济首城的地位得而复失，这对于天津和北方广大区域的经济发展而言，都是一个历史性的重大损失。这一由人为政策所导致的严重经济失误和深刻教训，不但需要国家宏观层面的检讨和纠正，也值得天津当地政府和民众进行真正的反思和努力。